要害詞：集外文 版本研討
挖掘、收拾與研討古代作家集外文是中國古代文學史料任務的主要構成部門。作家自己意愿、政治方面的考量以及編者精神無限等多方面緣由，都能夠招致古代作家“選集”不“全”，是以，需求挖掘、收拾集外文。為了防止有效休息或重復休息，研討者在挖掘和收拾經過歷程中，需求考據辨析作家的筆名，確保文字錄進對的，清楚首發報刊和文章的轉錄發載情形，同時還要追蹤關心其他同仁的研討結果。至于處置集外文的方法是著重編錄仍是著重研討，則取決于研討者的小我愛好與專長。
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和中國古代文學文獻保證系統的樹立，是一個巨大的體系工程，離不開每一位史料任務者的辛勞支出。版本、集外文、手札、日誌、文學市場行銷、年譜、研討材料等都是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的主要構成部門，筆者一向努力于中國古代作家集外瑜伽場地文與集外書簡的彙集、收拾與研討。
一、集佚之價值
作家選集之外新找到的作品和手札，可稱之為佚文佚簡。假如該作家只要文集或作品集，文集或作品集之外彙集到的作品和手札，可稱之為集外文和集外書簡。筆者彙集到了周作人、周瘦鵑、夏衍、茅盾、胡風、李健吾、錢鍾書、何其芳、汪曾祺等作家的集外文，以及孫犁、梁實秋、巴金、馮至、卞之琳、吳組緗、錢玄同、師陀、施蟄存等作家的集外書簡。
為什么要彙集作家的集外文和集外書簡呢？
在筆者看來，“文學史研討，既需求作加法，打撈‘文學史的失落者’，從而浮現更為完全的文學史邦畿，也需求作減法，經由過程‘年夜浪淘沙’的挑選，從而完成對作家作品的經典化”［1］。當然“加法”與“減法”也是有必定次序的，“文學史必定是要做減法的，可是你要做好減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減;你不做加法，直接先減的話，能夠就會出題目。先把這些作家和作品找出來，究竟怎么評價，讓時光往查驗”［2］。
“所謂作家的‘選集’，要害就在于‘全’。而要做到‘全’，就應當編進這位作家生前創作的一切作品，包含公然頒發、出書的一切創作和已知的未刊稿、不決稿、未完成稿等;若有譯作，當然也應包含在內;還應包含保留上去的手札、日誌、題跋等。至于文學史上的主要作家，他的‘少作’，包含中學和年夜學的習作，如能蒐集到，也應編進，以供研討他的文學成長軌跡之需”［3］，但“‘不全’‘難全’似乎是一切已版中國古代作家選集的宿命”［4］。
“選集”不“全”，有良多緣由，能夠是“作家自己(或其家人)不愿意‘選集’全”(好比巴金在給《巴金選集》責編王仰晨的信中就誇大“我晚期寫的文章，有些本身也不想留下，此刻更不用經由過程《選集》而傳播，寧可少一點，不要什么都收出來”［5］)，能夠是“政治原因”(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有些篇章分歧時宜，只得摒棄)，也能夠是“選集的編者搜集佚文的工夫不抵家”［6］。
古代作家的選集有全的嗎？有的研討者說，“《魯迅選集》之外，其別人的選集，總有分歧水平的漏掉”［6］。現實上，即便《魯迅選集》也只能稱得上是“絕對而言的‘全’”。單是《魯迅選集》就有1938年版、1956—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但2005年版的《魯迅選集》也是不全的，“魯迅的譯文集仍未支出選集，創作和翻譯割裂的題目，直到此刻還未能處理”［7］。天津國民出書社2006年5月出書了劉運峰編的《魯迅選集補遺》，2018年7月又出書了《魯迅選集補遺》的增訂本。魯迅的選集尚且這般，更況且其他作家呢?由此可知，古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書簡仍是有不少的挖掘空間。
恰是由於“不全”，才需求打撈，才需求補遺。這是一個漫長的經過歷程，不成能一揮而就。不外，并非一切被遺忘的作家作品都值得打撈，并非作家一切的集外文、集外書簡都值得鉤沉，不克不及為打撈而打撈，不克不及為拾遺而拾遺。
學術研討要有充足的史料預備任務。文學研討既需求微觀研討也需求微不雅考析。從事古代作家集外文與集外手札的彙集、收拾與研討，其目標是為了浮現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豐盛性與復雜性，從微不雅角度豐盛對中國古代作家與古代文學史的思慮，從而完成古代文學史料研討與文學史研討的互動。這也許只是幻想狀況，固然未必能做到，但這是史料研討所要盡力的標的目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料的挖掘、收拾、考據和研討需求水磨工夫，實在辛勞，但筆者安于“探幽途中”，帶著“發明的愉悅”尋覓“遺落的明珠”。
二、筆名之考據
中國古代作家的筆名“紛紛復雜，千變萬化”［8］，僅魯迅一小我就有160多個筆名。“簡直一切主要的古代作家都應用筆名，有的的確虛無縹緲，難于捉摸。不少作家到了暮年連本身究竟應用過幾多筆名都記不清了”［9］，這使得研討者“經常碰到如許的憾事，由于不清楚某些作家的筆名，他們昔時載諸報刊的文章就無從尋覓;而翻看昔時的報刊，那署以各類筆名的作品，又難知出于誰的手筆”［8］。這無疑給中國古代文學的講授和研討帶來了宏大的挑釁，當然挑釁與機會并存。中華藏書樓協會1936年3月印行的袁涌進編的《古代中國作家筆名錄》，臺灣成文出書社1980年7月出書的周錦編的《中國古代作家本名筆名索引》，山東年夜學出書社1980年9月出書的健戎、躍華編的《中國古代作家筆名索引》，陜西國民出書社1986年4月出書的張靜如等編著的《五四以來汗青人物筆名別號錄》，山東年夜學出書社1986年10月出書的苗士心編的《中國古代作家筆名索引》，湖南文藝出書社1988年12月出書的徐迺翔、欽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三秦出書社2010年1月出書的武德運編著的《港澳臺暨海內華人作家筆名通檢》，為我們查找古代作家的筆名供給了方便，不外仍有不少漏掉。
“筆名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討進一個步驟深刻的一個制約”［10］，“不少作家的一部門有價值的作品很能夠由于其筆名無法考定而散佚”［10］，作家不為人知或不罕見筆名的發明，會激發作家一篇甚至少篇集外文或佚文的“出土”。單是筆名“予宰”的發明，就讓程桂婷在《全國事(上海)》《世界雜志精髓》《宇宙風:乙刊》《國際間》等期刊上找到了林語堂的27篇集外譯文。
梁實秋編天津《益世報·禮拜小品》，“既編《禮拜小品》，本身當然也要披掛上陣。可是遍查該刊，在總共六十八篇小品中，署人們熟知的子佳筆名和梁實秋本名的文章只要六篇”，陳子善“從聯合文章內在的事務，覆按他的不為人知的筆名進手”［11］，依據“勇敢假定，警惕求證”的準繩，“從各方面尋覓蛛絲馬跡，停止邏輯推理”，新找到了梁實秋的八個筆名(劉惠鈞、靈雨、馬天祥、魏璞、吳定之、李敬遠、綠鴿、紫華)和梁實秋的十五篇集外文(《傾銷術》《錢的教導》《房主與佃農》《市容》《沙發》《考生的悲痛》《德律風》《火》《瘧》《雷》《演戲記》《相聲記》《畫梅小記》《躍馬中筆記》《寂寞》)。
關于沈從文的筆名“李綦周”，《中國古代文學作者筆名錄》并未收錄，但沈虎雛編的《沈從文筆名和曾用名》說起:
“李綦周據20世紀50年月後期某次政治審查中留下的小我汗青殘稿聚會場地，沈從文回想在40年月用此筆名頒發過文章。同時提到的還有‘巴魯爵士’，故猜測李綦周的筆名也能夠用于頒發雜文，但有待證明。”［12］
裴春芳并未找到沈從文簽名李綦周所寫的雜文，卻在噴鼻港《年夜風》半月刊找到了簽名李綦周所寫的兩篇小說:《夢與實際》《摘星錄》。裴春芳經由過程對比發明，“《夢與實際》實在就是《沈從文選集》所收《摘星錄》一篇的初刊本。《夢與實際》在噴鼻港《年夜風》半月刊初刊，后來又被沈從文更名為《新摘星錄》刊發于昆明《今世評論》，復更名為《摘星錄》刊發于桂林《新文學》”［13］，并聯合柳雨生在《我從上海回來了》《北平三日》中的回想，判斷《夢與實際》《摘星錄》這兩篇小說的作者“李綦周”恰是沈從文。
這讓筆者想起了朱正的一句話，“汗青學家需不需求想象力?要從駁雜的、混亂的，甚至相互抵觸的一年夜堆史猜中看出史事的本相，就好像要依據挖掘出來的一些碎片復制出文物的原型，沒有想象力怎么行呢?不外，這里有一條不克不及超越的界線。只能讓想象力領導你往追求真正的，決不克不及讓想象之詞取代現實。”［14］簡直這般，恰是研討者對作家相干文獻的熟稔(程桂婷一向努力于赴臺文人佚作的編錄，陳子善對梁實秋的追蹤關心一向放在對他的生平行誼、著譯佚作的考據辨析上，裴春芳連續追蹤關心沈從文研討)，才讓他(她)們做到了“讓想象力領導你往追求真正的”，而非“讓想象之詞取代現實”。
依據筆名挖掘作家的集外文或佚文時，考據與確認作家的筆名是要害的一環，必定要慎之又慎，否則能夠會錯認或誤收作家的作品。
1934年2月1日《文學》月刊2卷2號刊載的《學者與文人》、1936年6月10日《文學》月刊2卷6號刊載的《論文字的繁簡》，簽名“谷”。1934年7月1日《文學》月刊3卷1號刊載的《再論文學遺產》、1934年8月1日《文學》月刊3卷2號刊載的《“文學遺產”與“洋陳腔濫調”》、1934年9月1日《文學》月刊3卷3號刊載的《論模擬》、1934年10月《文學》月刊3卷4號上刊載的《一概恕不再奉陪》、1935年6月1日《文學》月刊4卷6號刊載的《也不要“專讀口語”》，簽名“風”。趙全龍、吳曉明編的《胡風著譯系年目次》，梁振儒、顧榮佳編的《胡風生平、著譯年表》，馬蹄疾編的《胡風別號、筆名、室名錄》(筆者還留意到徐迺翔、欽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也將“谷”“風”誤以為胡風)和《胡風選集》第5卷集外編I都把這7篇文章誤以為是胡風的作品，吳寶林顛末考據發明這7篇文章“并非胡風的作品”，簽名“谷”的現實是鄭振鐸，簽名“風”的現實是茅盾，“鄭振鐸的《學者與文人》《論文字的繁簡》都收錄在他自編的文集《短劍集》中”［15］，《再論文學遺產》早已收錄在上海良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12月出書的茅盾的散文漫筆集《話匣子》。
孫瑞珍在《蘇雪林》一文中提到，“二十年月初期，蘇雪林還不時地頒發用口語文寫的《生齒題目研討》《再論生齒題目研討》《重生活里的婦女題目》《沉溺中的婦女》《生養制限活動聲中的感觸》《男盜女娼的世界》《絕對性道理和哲學史的題目》《時興男人擇妻之前提》《絕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家庭》《大眾藝術論》《對于“五一”的兩年夜盼望》《不受拘束交愛論》《說表裡》《說美惡》等五六十篇政論雜文，刊于《平易近鐸》《平易近國日報·覺醒》《時勢新報·學燈》《公民日報·學匯》等報刊上。”［16］蘇雪林用過“老梅”這個筆名，但應用過“老梅”這一筆名的，不只蘇雪林一人。經金傳勝考據，《絕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大眾藝術論》《男盜女娼的世界》《對于“五一”的兩年夜盼望》《不受拘束交愛論》《說表裡》《說美惡》等文章，“頒發于北京《國風日報·學匯》副刊，署‘老梅’，思惟宗旨上顯明吐露出無當局主義偏向”［17］，“老梅”并非蘇雪林，而是《國風日報·學匯》的開辦人之一、編緝景梅九。
考據辨析作家的筆名至關主要，“任何資料，從挖掘出離開成為正確靠得住的史料，都還有一系列辨別收拾的義務;不顛末如許的加工，再多的史料也紛歧建都會有助于熟悉和闡明文學汗青，有時反而會枉然惹起凌亂，發生錯誤”［18］352－353。“簽名‘巴人’‘巴金’‘舒舍予’‘廢名’‘冰心’‘柳青’‘胡風’的文章”，“并非全都出自魯迅(周樹人)、李堯棠(芾甘)、老舍(舒慶春)、馮文炳、謝婉瑩、劉蘊華、張光人之手筆”［19］，“達夫”并非必定是郁達夫，“蘆焚”并非必定是師陀。
三、集佚若何免重復
在從事古代作家集外文集外書簡或許佚文佚簡的彙集、收拾與研討的經過歷程中，筆者留意到一種景象:研討者有意中在從事有效休息或重復休息，公布的所謂“集外文”或“佚文”，有的早已支出作家生前本身編的集子，有的早已支出作家的文集、選集、手札集或年譜，有的早已被其他研討者發明并公布。
筆者在2018年7月25日《文藝報》寫有《俞平伯集外文兩篇釋讀》，公布了俞平伯在1943年5月出書的《公民雜志》第3卷第5期頒發的《文章自修說讀》。金傳勝告訴，劉濤在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16年7月出書的曹辛華主編的《平易近國舊體文學研討(第一輯)》寫有《俞平伯佚文輯說》，早已表露了這篇集外小文。
筆者在2014年12月11日《國民政協報》上寫有《俞平伯題徐北汀畫展》，公布了俞平伯在1941年4月19日《立言周刊》第134期頒發的《辛巳三月題北汀畫展》。文章註銷后，讀陳建軍的《撣塵錄———古代文壇史料考釋》，才留意到他早在2014年4月11日《中國社會迷信報》所寫的《俞平伯〈辛巳三月題北汀畫展〉小識》公布了俞平伯的這篇集外小文。
李妮文在《文教材料》2013年第36期寫有《關于〈婦女旬刊〉上周作人的幾篇佚文》，公布了她在1935年《婦女旬刊》上新找到的周作人三篇佚文。現實情形是，此中兩篇并非佚文。《憶童年》一文，早已支出上海良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2月出書的周作人的《苦竹雜記》，名為《兒時的回想》。而《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早已支出海北國際消息出書中間1995年9月出書的陳子善、張鐵榮編的《周作人集外文》。
熊飛宇在《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寫有《何其芳的主要佚文:對蔣區文藝任務的看法》，他說:“自己在2008年7月，曾數度往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討室查閱、復印并鈔錄中共中心南邊局有關文藝方針與運動的檔案材料，從中發明《對蔣區文藝任務的看法》一文，編號為‘南1778’。《看法》系手稿，簽名何其芳，雖無法判定原件能否為何其芳親筆，文章的作者卻能斷定無疑。1979年，國民文學出書社曾出書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國社迷信院文學研討所編);2000年，河北國民出書社再次出書八卷本《何其芳選集》(藍棣之編)，但《看法》一文均掉收，故可稱之為‘佚文’。”［20］實在2000年5月《對蔣區文藝任務的看法》已支出河北國民出書社出書的《何其芳選集》第6卷。
張菊噴鼻在《魯迅研討月刊》2018年第7期寫有《周作人的六首不曾頒發過的口語小詩》，公布了周作人生前不曾頒發的《朝露》《露》《秋夜》《贈遠》《鏡》《無題》六首小詩，“茲將作人師長教師的這些佚作公之于世。一則對于如許一位文明大師，可免除遺珠之憾，二則也可供方家和研討者們往進一個步驟研討和評析”［21］。現實上，這六首詩不單在《古代文學》期刊上頒發過，並且詩的作者也不是周作人，而是沈啟無。陳建軍讀了《周作人的六首不曾頒發過的口語小詩》，在微信上發伴侶圈:“所謂六首詩，實為沈啟無的作品，均在《人世世》《文飯小品》《中國文藝》等期刊上頒發過。除《無題》外，其他五首支出開元(即沈啟無)與廢名詩合集《水邊》。”劉曉寧在《魯迅研討月刊》2018年第12期寫有《〈周作人的六首不曾頒發過的口語小詩〉獻疑》，剖析得更為具體。
沈從文簽名甲辰在1931年10月12日《國立青島年夜學周刊·反日特刊》頒發文論《文學無用論》。劉媛在《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8年第7期寫有《反“無用文學”的〈文學無用論〉———1931年〈反日特刊〉上的沈從文佚文》，李瑋、唐東堰在《中國文學研討》2018年第4期寫有《九·一八事情后沈從文的文學思惟———早先發明佚文〈文學無用論〉釋讀》，湯志輝在《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4期寫了《新發明沈從文佚文〈文學無用論〉》。《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是月刊，而《中國文學研討》《新文學史料》是季刊，頒發周期長，但這三篇論文編錄的都是《沈從文選集》掉收的《文學無用論》。
曾祥金在《戲劇文學》2017年第9期寫有《曹禺在南京時代的三則史料》，公布了三則曹禺在南京時代的史料，此中一則史料是《黌舍消息》1937年第64期註銷的《曹禺師長教師來信關于他在中年夜的報告》。現實上，筆者早在2013年6月26日《中華唸書報》寫有《曹禺師長教師的一封佚簡》公布了這封佚信。
管勇在《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寫有《朱自清佚信:致郭紹虞》，公布了朱自清1935年9月給郭紹虞的手札1通。現實上，戚慧在2019年3月11日《文匯唸書周報》寫有《“說話恰如其分可不不難”———朱自清佚簡四通考釋》，早就公布了這封信。
王曉東在《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寫有《朱自清佚文五篇考釋》，此中公布了朱自清在1936年8月1日《申報·開通書店創業十周年事念特刊》所寫的《開通的書》。現實上，湯志輝早在2018年9月10日《中國社會迷信報》頒發的《朱自清相干材料三則》就鉤沉了朱自清為開通書店創業十周年而寫的這篇短文。
史料任務者挖掘每一篇集外文，都支出了辛勞的休息，即便是面臨統一篇集外文，鉤沉與闡釋的角度也各自分歧。支出知網、讀秀等數據庫的論文、專著等出書物絕對不難找見，但還有大批的學術集刊、圖書、外部材料等文獻不見于各類數據庫，很不難漏掉。在筆者看來，我們不該責備任何人，應當抱著溫情之敬意、同情之懂得的立場對待史料挖掘中不易防止的重復休息。下面的幾個實例提示我們在從事史料挖掘時，留意以下四點。
一是在挖掘古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手札或佚文佚簡時，必定要細心查閱作家的選集、手札集、年譜、研討材料、研討專著等相干文獻，經由過程檢索知網、讀秀、超星等數據庫對近年來該作家新史料的挖掘史略作梳理，并與相干範疇的資深研討者多聯絡接觸多就教，以免做無用功或重復休息。在史料研討中呈現撞車景象不成防止，但應盡量防止撞車。
二是梳理相干文獻時，不單要追蹤關心《新文學史料》《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古代中文學刊》《漢說話文學研討》《史料與闡釋》《古代中國文明與文學》等學術期刊(集刊)頒發的學術論文，也要追蹤關心《中華唸書報》《中國社會迷信報》《文藝報》《文匯唸書周報》《文報告請示》《光亮日報》《天津日報》《今晚報》等報紙刊發的新史料。除了追蹤關心學院派研討者的研討結果，也要追蹤關心非專門研究出交流生的業余文學研討者的發明。
三是從事古代作家作品的輯佚任務，搜索作家的集外文等史料時，不要只盯著幾個常用的數據庫，必定要把文獻視域放寬:既要追蹤關心大師所熟知的古代文學報刊，也要追蹤關心“綜合性的刊物、報紙”“公民黨所辦，或受其影響的報紙、刊物”“在公民黨統治區艱巨發展的右翼刊物，以及某些戰時刊物”“先生刊物和處所小刊以及宗教刊物”［22］;既要追蹤關心《至公報》《益世報》等年夜報，也要追蹤關心《海報》《力報》等小報;既要追蹤關心文學期刊，也要追蹤關心“非文學期刊”;既要追蹤關心“報紙副刊、文學期刊”，還要追蹤關心“叢刊、單行本(尤其是多人合集和為別人作品集所作序跋)、鮮見的別人著作或文章所引錄者、各類檔案、作家自己或知情者的回想、未頒發的手稿”［23］等;既要追蹤關心原刊、原報、報刊的影印本，還要追蹤關心全國報刊索引、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等各類數據庫;既要追蹤關心外鄉文獻，也要追蹤關心域外文獻;既要追蹤關心藏書樓館躲各類文獻，也要追蹤關心博物館、檔案館、留念館所躲珍稀文獻。
四是作家選集(文集)或補遺或修訂，理應尊敬研討者的集外文集外手札或佚文佚簡首發(發明)權，這不單是對發明者的尊敬，並且藉此多與研討者溝通以便取得更多線索，雙贏的事，何樂而不為?
同時，提示學術刊物或報紙刊發史料文章時，必定要嚴厲把關。統一篇集外文，分歧的研討者鉤沉或闡釋1對1教學的角度分歧，但必定要尊敬發明者的“首發權”。
四、集外文的收拾與錄進
確認是集外文后，緊接著的就是收拾、錄進。
筆者在《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2期所寫的《梁實秋佚簡三通釋讀》一文中公布了梁實秋的三封書簡，此中梁實秋給趙清閣的信，注明“原載1946年4月1日《文選》第2期”［24］，近日趙國忠查明，此信最後刊于1945年12月17日《神州日報》。筆者在《古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3期寫有《“他有的是性命力”———〈李健吾文集〉補遺略說》，公布了《李健吾文集》掉收的9篇集外文，此中《〈芳華〉以外》，注明“原載1949年1月《影劇》第1卷第6期”［25］，近日趙國忠查明，此文最後刊于1944年7月2日《海報》。
朱洪濤在《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1期寫有《陳夢家在〈浙江日報〉上的兩篇文章》，公布了他在《浙江日報》上找到的陳夢家的兩篇集外文《關于濁世文人》和《所謂新樂府》，文末他提到:
“假定陳夢家的文章也是轉錄發載，但今朝尚未找到原發報紙，也欠好妄下結論。盼望學界看到此文，供給線索，切磋文章的傳佈題目。”［26］
不久，賈鵬濤對此文作了彌補，他說:“《所謂新樂府》頒發在《至公報·文藝副刊》(重慶版)1944年4月9日第5版，又刊于《至公報》(桂林版)1944年4月9日第4版;《關于濁世文人》頒發在《至公報·文藝副刊》(重慶版)1944年4月23日第9共享會議室版，又刊于《至公報》(桂林版)1944年4月23日第4版。是以，朱洪濤師長教師的猜測是對的的，《浙江日報》轉錄發載了陳夢家的文章。此類工作在陳夢家著作的頒發中是一種罕見景象。如《笑》首刊于《至公報》(天津版)1934年9月22日第12版，又刊于《年夜同報》1934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0日第5版;《忽必烈汗》首刊于《至公報》1935年2月17日第11版，又刊于《年夜同報》1935年3月14日第9版;《即景》，首刊于《南京新報》1941年4月6日第6版，又刊于《至公報》1941年5月7日第4版;《石縫草》首刊于《南京新報》1941年4月6日第6版，又刊于《至公報》1941年5月7日第4版;《致一傷感者》首刊于《公民雜志》1941年創刊號，又刊于《南京新報》1941年6月4日第8版;《記紐約五十七街中國古玩展》首刊于《周論》1948年第2卷第6期，又刊于《中心日報》(昆明)1948年8月31日第4版。”［27］陳建軍告知筆者，單是《石縫草》的刊載情形就比擬復雜，原載1941年3月12日噴鼻港《至公報·文藝》第1049期，又載1941年5月7日天津《至公報·陣線》第762期，又載1941年5月28日桂林《至公報·文藝》第31期，又載1941年6月10日噴鼻港《立報·文協》第94期，又載1941年11月6日《西北日報·筆壘》第928期。
這闡明中國古代作家一稿多刊景象不是個例，是以在錄進古代作家的集外文時，要留意它的首發報刊和轉錄發載情形，盡量以初刊為根據或藍本。
別的，錄進文字，看似簡略，實則不易。刊載古代作家集外文的不少報刊都是豎排繁體字，并且有的筆跡含混不清，這給錄進文字帶來必定艱苦，稍不留意就不難呈現文字訛誤。
筆者在2014年8月10日《西方早報·上海書評》寫有《穆旦質疑清華課程設置》，公布了剛找到的穆旦1936年在《清華副刊》第44卷第8期頒發的《這是公道的軌制嗎?》。遺憾的是，筆者在照錄穆旦的這篇集外小文時，呈現了數處掉誤，好在凌孟華在《穆旦清華年夜學時期的集外文〈這是公道的軌制嗎？〉》中逐一指出。
筆者在《復旦旬刊》《圖書評論》《文選》找到梁實秋的三封信，寫成《梁實秋佚簡三通釋讀》，投給了《新文學史料》。主編郭娟在校訂時，就發明了幾處錄進的過錯。
沈從文1946年9月5日致信張噴鼻還，“尊文若甘願答應頒發，最好能寫得清明白楚，標點也清楚詳細，用必定行格稿紙，可以省編者改字、加標點、計字行精神，也可以省排字人與校訂精神”［28］。這提示我們在錄進集外文等史料的經過歷程中，必定要細心當真，對比原刊一字一句地反復查對，容不得半點草率。
五、編錄與研討
關于作家的集外文，重要有兩種處置方法，一種是著重于編錄。好比陳子善研討周作人、梁實秋、郁達夫、臺靜農、張愛玲等數十位作家，挖掘了這些主要作家散佚的不少主要作品，他沒有“視本身把握的資料為囤積居奇，囤積居奇”［18］379，而是選擇將本身辛勞彙集的這些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書簡或佚文佚簡結集成冊，出書了《知堂集外文·〈亦報〉漫筆》《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周作人集外文》《郁達夫選集補》《雅舍小品補遺》《靜農佚文集》(與秦賢次合編)等書，它們成為研討相干作家的主要文獻材料。陳子善“不是為拾遺而拾遺，不是為了打撈而打撈，他是以文學史家的目光開啟他的拾遺補闕之路的，他的拾遺補闕和考據鉤沉是與他編的書一體的”［29］。此外，劉增杰、解志熙編校有《師陀選集續編》，陳學勇編有《中國兒女:凌叔華佚作·年譜》，張桂興編著有《〈老舍選集〉補正》，陳建軍編有《遠山:徐志摩佚作集》。《茅盾選集·補遺》《胡風選集補遺》《阿英選集·附卷》《羅念生選集·補卷》的出書，也離不開浩繁史料任務者的協力支撐。
另一種方法是著重于研討。陳子善的《張愛玲叢考》、解志熙的《考文敘事錄:中國古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古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文本的隱與顯:中國古代文學文獻校讀論稿》、陳建軍的《撣塵錄:古代文壇史料考釋》、趙國忠的《古代文壇斷片》、劉濤的《古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裴春芳的《經典的出生:敘事話語、文本發明及郊野查詢拜訪》，凌孟華的《舊刊有聲:中國古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都是近年來涌現出的較為傑出的收拾與研討古代作家集外文集外手札或佚文佚簡的專著。在這方面，解志熙的研討途徑值得特殊追蹤關心。近年來他挖掘了林庚、沈從文、汪曾祺、楊振聲、馮至、師陀、冰心、艾青、穆旦、老舍、卞之琳等作家的不少散佚作品，既有對文獻材料的當真挖掘與爬梳，又具有較強的題目認識與思辨才能。他善於從文學史角度對相干題目停止微觀研討，不是純真就集外文談集外文，而是藉今生收回更多的深條理學術命題，將“挖掘任務與對該作家全部創作生活的考核相聯合，或許觸類旁通，引申至相干的研討範疇，深刻切磋”，“這些挖掘足以改正以前研討界對這些作家的或抬高或拔高的誤解，足以改寫或部門改寫這些作家文學史位置的評價，意義不成謂不年夜”［30］。他提出的“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駁性的‘校讀’”［31］與“文學行動的實存剖析”［32］，都具有典範的方式論意義。
集外文等新史料需求親身往搜索，感觸感染那份獨屬于本身的發明的愉悅和艱苦。“不矜才負氣，不炫博爭奇”“論述清楚曉暢”“字句平易淺易”［33］，以溫和的心態編錄、鉤沉、釋讀，這是筆者所固守的。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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