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討中,手稿研討似亦如火如荼,但關于古代文學手稿研討的實際、方式與技巧前提等主要題目,至今似未見有較為專門、深刻且較具綜合性的會商。本文即以對魯迅、巴金、郁達夫手稿研討現況的考核為會商線索,對上述題目作一簡要論析,并指出:今朝的古代文學手稿研討實際,似過于依靠“文本天生學”實際,有待開闢;其研討方式絕對較為單一,或可引進汗青研討中的“史料批評”取向,及方興日盛的“數字人文”研討取向,認為會議室出租彌補;而在技巧前提層面,手稿復制技巧(如影印出書、拍照、建置數據庫)和手稿文本回復復興技巧(如付梓收拾的情勢、符號,若何處置并盡能夠浮現分歧手稿的“文天性”與“物資性”等)在必定水平上制約著手稿研討的深化,亦須精益求精、改革,因手稿文本的收拾,分歧于普通的文獻史料收拾,不只難度極高,需求豐盛的手寫筆跡辨識、判定經歷,也牽扯到文本回復復興題目(如在付梓收拾本中若何恢復一則日誌、筆記手稿的“天頭”),需求摸索新的功課規范和技巧。最后,本文以為,數字時期(digital era)的到來,從頭界說了手稿和手稿研討,是以提出有需要將“數字手稿”視為手稿研討對象這一不雅點,并會商了數字時期手稿研討的六個成長面向。

一、手稿研討的實際、方式

盡管古代文學手稿研討(下簡作“手稿研討”)早在1949年前就已開端,但扼要回想其學術頭緒可知,自發的、作為題目的手稿研討之提出,乃在新世紀。正如筆者曾所論及,在1949年至今“古代文學文獻史料連續挖掘、實際系統與研討方式不竭摸索的佈景之下,新世紀以來,新的範疇、議題也被接踵開闢出來。這些新的範疇、議題,依主題、重心和處置方式的分歧,可歸納綜合為三個方面”,此中之一便是有關手稿、簽名本、毛邊本等的研討,特殊是手稿研討,[1]不只有不少專題研討論文頒發,且擁有實際、實行層面的雙重考核,以手稿收拾出書為重要目的的年夜型研討項目(如國度社科基金嚴重項目“《魯迅手稿選集》文獻收拾與研討”)亦得以從頭啟動,此外,持續數次在上海召開的手稿學研究會,在西南等地召開的手稿研討論壇、南北高校成立的手稿研討中間等,都闡明了它在學術界遭到的接待水平。

傳統的手稿研討,多與版本學、校勘學相聯合,以此作為研討方式。古代手稿研討則與文本天生學、論述學關系極為親密,尤其法國粹者皮埃爾—馬克·德比亞齊(Pierre Marc de BIASI)的“文本天生學”,成為這一範疇主要的實際資本。可是,在此之外,研討古代文學手稿的學者,似乎較少接收、參考中國現代手稿(包含寫本、手本、底稿等等)和其他國度、地域手稿的研討傳統,正若有學者所談:“法國粹者之古代手稿研討或文本天生學,畢竟與校勘之學(按:指英美世界的Textual Criticism),中文傳統之版本學目次之研討,前古代手稿之研討,能否有截交流然之分辨,是汗青與實際待解題目”[2],實在“文本天生學”只是歐美手稿研討之一脈,且是對古代作家(如福樓拜等)手稿的研討中樹立起來的,與歐美現代手稿研討傳統頗多有異。比來也有學者從近古代手稿與政治遺產、書法藝術的糾葛,其所牽涉的著作權與聲譽權、學術價值,判定與研討等方面論及手稿研討視野、方式諸題目,[3]向學界再次提出須器重手稿研討這一不雅點。但是,除此之外,在手稿研討實際、方式上,還有哪些可以吸取的學術遺產?竊認為,汗青研討中的“史料批評”研討,似亦可為手稿研討供給必定的實際資本或方式論層面的鏡鑒。

“史料批評”又稱“史料論式的研討”或“汗青書寫的研討”。[4]借用japan(日本)學者安部聰一郎的話來說,是“以特定的史乘、文獻,特殊是野史的全體為對象,根究其結構、性情、執筆意圖,并以此為出發點試圖停止史料的再說明和汗青圖像的再構筑,將此作為明白的目的停止研討。”[5]中國粹者孫正軍則將其界說為“經由過程剖析史料起源、書寫編製、成書佈景、撰述意圖等,考核史料的構成經過歷程,以此為基本,切磋影響和制約這一經過歷程的汗青圖景,并提醒史料構成所具有的汗青意義。”[6]這一研討取向,在japan(日本)的以中國為中間的東瀛史學範疇(亦有專門的學術集團史料批評研討會,持久編纂出書專刊《史料批評研討》)、中國的中古史研討範疇頗為發財,自有其起源。當然,另一方面,也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無論是japan(日本)的東瀛史研討,仍是中國的古史、近古代史研討範疇中呈現的“史料批評”取向,遠承古代史學的奠定人物、德國汗青學家蘭克等人的汗青主義、實證主義史學傳統,近接20世紀20年月由顧頡剛、錢玄劃一學者成長出的“疑古”史學思潮,而蔚為年夜不雅。

從概況上看,以“野史的全體”為批評對象、旨在研討汗青書寫和文本結構的“史料批評”,與手稿研討似乎并有關聯,但在現實上,兩者都面臨共通的題目,起首是史料起源題目。在這方面,無論是“史料批評”研討中對史料起源題目的器重,仍是傳統的文獻學對文獻起源、傳播情形的研討,至多向手稿研討者提出了三年夜題目:

其一,如從事手稿研討,研討材料從何處取得?對于手稿研討而言,可以依靠的材料無外乎什物/原稿、照片、掃描件或影印件、數據庫或電子版,但從何處挖掘我們的手稿研討材料?與彙集什物/原稿、照片、掃描件或影印件、數據庫或電子版等等起源比擬,也許還應當留意到“罕見書”(含近代報刊)這一手稿研討的主要起源,因此中仍有大批“集外文”和“集外手稿”,有待研討者挖掘、應用。[7]

其二,若何斷定一份手稿的真正的作者(及其寫作時光、地址)?現實上,在古代文學研討範疇,除非是專門的研討者,普通不會對史料自己的真偽提出研討,而嚴重依靠手稿什物的手稿研討,從實際下去說,當然應當更器重敵手稿什物自己的真偽提出會商,以之作為全部研討的條件和先行功課,但由於我們年夜大都時辰無法應用原物、什物,故而對此題目實難停止深刻探討。特殊是一旦應用手稿的照片(經常呈現在舊書刊售賣和拍賣網站)作為輯佚的起源、研討的材料時,這類題目變得極為緊急、主要。固然,沒有任何一位學者可以僅憑照片、圖片,就順遂判定出任何手稿的真偽,辨別手稿史料對于專門的手稿研討者也極有難度,但這一基本的“史料批評”認識,似還是手稿研討經過歷程中我們應當具有的。

其三,作為書寫成果的手稿文本,其內在的事務能否系此作者(手稿書寫者)所首創?假如是,我們應當提出響應的論證和論據,假如不是,又起源于何處,經過的事況了如何的成長、變更經過歷程?就此而言,一份純潔抄寫前人詩作的手稿,能夠是很好的書法藝術作品,在書法史等範疇具有較高的研討價值,但對于我們據此研討文學史、文明史、社會史、作家私家生涯史等,其用處能夠就相當無限,反倒不好像一作者所寫的一張條子,或一張領款單(這能否可以被視作“手稿”?)。換言之,面臨分歧起源的手稿文獻,研討者都需求從其起源、作者及思惟內在的事務等方面停止批評和再批評。

更主要的是,參考史學界的“史料批評”研討,[8]我們敵手稿研討可在現有的研討框架、視野之外提出很多新的題目,或至多是對既有研討提出需要的反思。例如,在魯迅手稿研討範疇,我們可以提出諸這般類的題目:如將分歧版本的《魯迅選集》《魯迅手稿選集》的全體視作一個個自力的文本,則此中的“魯迅像”有何分歧、若何構筑、有何意涵?新版《魯迅手稿選集》與舊版比擬,其首創性畢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單篇的魯迅手稿,與一部作品集手稿、后人編輯的手稿集之間,畢竟浮現出何種聯繫關係?此中有哪些要素、性質,是我們所發明的、添加的,而并非原稿一切的?既有的魯迅研討、古代文學史研討與論述,有幾多是據其手稿所作?文學史家何故這般書寫?這在何種水平上影響了我們對魯迅手稿、文學與思惟的從頭懂得?

在更為普遍的手稿研討中,我們還可以進一個步驟提出下述題目:一份手稿,為什么會浮現為這般這般的“文天性”“物資性”?其經由過程何種方法、道路進進我們的研討視野?拍賣行、躲家、文博機構、學術機構、出書商分辨在此中飾演了如何的腳色,施展了如何的感化,能否影響了我們正確地輿解這一手稿的性質、要旨?分歧學者“校讀”或批駁統一文本的手稿(分歧條理、形狀的手稿)與初刊本、第一版本、重版本、《選集》本(尺度本?)的“題目認識”是什么?能否徹底處理了與手底稿身關系最為親密的題目,仍是僅將其作為一種和其他類型的文獻材料一樣的研討材料在應用?后者能否亦可被稱作“手稿研討”?分歧學者以何啟事,若何介入、參與、建構我們的手稿研討的面孔,從而致使我們在面臨包含手稿在內的一切文獻史料時本該擁有的、盡量拋開一切前懂得,謙虛傾聽文本外部聲響的立場連續遭到挑釁?

但即使這般,以後手稿研討的要害,似仍為若何處置“資料”和“議題”的關系,這也和汗青研討千篇一律。正如汗青學者鄧小南師長教師的卓識,“從某種水平上說,研討程度的高低,恰是取決于論著者對于‘資料’與‘議題’的掌握方法。在各學科系統重組、常識構造更換新的資料的時期佈景之下,盼望求得本質性的學術衝破,而不是知足于用語、詞匯的轉變,必需從議題的清楚與選擇、從資料的搜討與解讀開端。”[9]陳平本來生也指出:“若何將零星的材料(手稿)編織進宏大的常識體系,上串下聯,給出正確定位與深刻闡釋,這對學者來說,是個宏大的挑釁。”[10]仍以新版《魯迅手稿選集》為例,其體量較舊版簡直增添一倍,學者通讀一遍已屬難事,若何從中開闢新的議題、建構新的研討,并使之具有必定的廣泛性和代表性,而不是只局限于個案的精妙研討;抑或有興趣尋求、完成每一個案的深刻研討、而不用醉心于樹立一座“高樓年夜廈”。推而廣之,文獻史料的新舊,在手稿研討中能否主要?作為新文獻、新史料的手稿,若何輔助我們“以小見年夜”?又或許,“以小見年夜”在手稿研討中能否主要?手稿收拾能否可以總結出一套絕對可以通行的規定、法式?手稿研討、收拾經過歷程中若何回復復興文本?響應的標識符號、情勢等應當被若何浮現?……值得每一位手稿研討者沉思。

二、手稿研討的技巧前提

從事手稿研討與從事其他帶有汗青性質的研討一樣,其所依靠的材料,普通情形下無外乎“原件、復印件、拍照件、繕寫件”[11]這四類,但由于手稿“原件”極難查找、應用,是以,后三類既組成了重要的手稿研討材料類型,當然也代表了三種存在形狀。此中,新世紀之前,手稿“繕寫件”是主流,而在激光打印、復印技巧和疾速拍照技巧不竭改革、生孩子本錢下降,乃至走進萬千布衣之手后,“復印件”“拍照件”取代“繕寫件”成為復制、保留、傳佈“手稿”的罕見情勢。但不容疏忽的是,在這之前,年夜學、科研院所和出書機構早已在采用新的文獻復制、出書技巧,將手稿以“復印件”“拍照件”的情勢印刷出書,這也就是所謂的影印出書,諸多古代文學手稿藉此得以重見天日。但是,這些手稿畢竟是若何被影印的?其全體成績若何?存在著何種缺乏?又該若何改進、戰勝?其尺度安在?最后,若何評價一種影印書稿的東西的品質、學術價值?對這連續串題目的會商,固然不克不及說是既往學術研討的空缺,但簡直缺少較深刻、透辟的剖析,尤其是從汗青考核、方式論、技巧剖析等多器重角,對這些題目停止“再頭緒化”(Reconceptualize),予以從頭檢視,顯得極為需要,這里僅以巴金、郁達夫手稿研討為例,敵手稿研討的技巧前提作一扼要論析,其余則留待以后。[12]

如所周知,巴金手稿的收拾與影印出書,在巴金研討會、巴金舊居的鼎力推進下,早在20世紀90年月末曾經開端,至今結果卓越。此中,以單冊或套裝情勢刊行的所有的出書物,計有如下五種:

1.《巴金小說:家》(一函五冊),國民文學出書社、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5月出書;

2.《巴金〈隨想錄〉手底稿》(一函五冊),上海文明出書社1998年11月出書;

3.《冷夜:手稿收藏本》(一冊),上海文藝出書社2005年10月出書;

4.《憩園:手稿收藏本》(一冊),上海文藝出書社2007年8月出書;

5.《〈第四病室〉手稿收藏本》(一冊),漢文出書社2019年8月出書。

此外,如巴金未完成的中篇小說《春夢》手稿殘稿,也在2010年被收拾頒發。據聞原稿照片也曾被制作為光盤,在部門巴金研討者外部暢通、閱覽。[13]2021年,巴金舊居還影印出書了巴金謀劃、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的魯迅散文集《夜記》,[14]這也是此書的第二次出書(固然并非公然出書,仍只限于部門學者之間的瀏覽、暢通)。

此中,《冷夜》《憩園》是巴金的代表性作品,此二部小說連同《第四病室》也被以為是巴金的“人世三部曲”,其得以在新世紀完全影印出書,勢必將推進巴金研討尤其巴金手稿研討的成長。在這之前,繚繞著《家》《隨想錄》《冷夜》《憩園》四部手稿影印本,發生了一系列專題研討,尤其以周立平易近的研討最為集中。這些研討結果無一破例呈現在新世紀,至多包含以下四種:[15]

1.《〈家〉手稿釋讀——巴金手稿研討系列之一》,《古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3期;

2.《另一個文本——〈隨想錄〉的手稿解讀》,支出周立平易近:《〈隨想錄〉論稿》,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2月出書(該書第一版名為《巴金〈隨想錄〉論稿》,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1月出書),第341-365頁;

3.《〈冷夜〉的修正與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題目》,支出陳思和、李存光主編:《一粒麥子落地:巴金研討集刊卷2》,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10月出書,第103-126頁;

4.《讀〈憩園〉手稿札記》,支出周立平易近:《巴金的似水流年》,中國冊本出書社2014年7月出書,第202-207頁。

但這些研討,重要的關心仍為“浮現作家的詳細寫作、修正的經過歷程,從而對研討作家的藝術尋求和變更供給其實的參證”[16],或是努力于剖析下述題目:“作者在作品中所作的預計為何?他作了何種取舍選擇?他所盡力尋求的後果為何?或許,這部作品究依何種準繩定稿?”[17]這些研討的睜開,除了依靠原稿、定稿,及響應的手稿影印本,更主要的前提是被影印的手稿1對1教學,在作家生前都已頒發、出書,是以,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版本之間的比勘就成為了能夠,借助于版本學、校勘學的研討也就變得瓜熟蒂落了。但對于《春夢》如許的僅以手稿情勢存在的手稿,又該若何研討?生怕起首取決于其手稿復制技巧和文本回復復興技巧的成熟。就前者而言,起因《春夢》手稿拍照所制作完成的光盤,年夜大都學者都無法獲睹,難以會商;但就后者來說,因其已公然頒發,似可作一管窺。簡言之,《春夢》手稿的付梓收拾文本,采取了註釋加注釋這一情勢,且標明“但凡作者顯明筆誤或錯字者,以[]情勢在該字后標注正字;因原稿筆跡含混無法或不克不及識別的字,以□替換;一切注釋均為收拾者所加,在注釋中酌情標注作者原稿中劃失落、刪往的部門主要文字。”[18]但這一註釋加注釋的情勢,及其較為簡略的收拾規范,仍非幻想的手稿文本回復復興情勢,其最年夜的題目是,普通只能闡明此中文字的一次、兩次變更,難以提醒其屢次變更,而讀者必需經由過程不時對讀注釋與註釋,才幹清楚手稿文本的面孔。故此,竊認為,我們有需要從頭思慮、發現新的手稿文本回復復興情勢、技巧。

如上所述,《家》《隨想錄》《冷夜》《憩園》《第四病室》五部手稿皆已影印出書,其成績若何評價都不外分,但其間能否也存在必定的缺乏?而恰足以闡明新世紀以來古代文學手稿影印出書的題目?現實上,已有學者指出,《冷夜:手稿收藏本》的註釋是對《冷夜》手底稿的影印,編纂時也參校了這部小說的第一版本(上海晨曦出書公司1947年版),但其所附錄的《后記》并非第一版本《后記》,而是在第一版本《后記》基本長進行修正、緊縮的一個新的文本。[19]換言之,《冷夜:手稿收藏本》固然就其主體而言,乃《冷夜》手稿的完全影印,但該書同時也是一個新的、自力的文本,是對《冷夜》手稿和《冷夜》第一版付梓本的一個綜合,假如不克不及留意到這一現實,讀者、研討者或將發生誤判。[20]最新出書的《第四病室》手稿影印本,仍取黑色影印情勢,印刷、裝幀頗為講究,但仍非原年夜原樣影印,原稿單頁尺寸為31.5×22cm,[21]影印本單頁尺寸為24.9×18cm,是以,在每一頁底真個最后一字、最后一個標點符號或此處其他修正、涂抹的陳跡,在良多時辰能夠是殘破的(如影印本第355頁第9行“了”字下部被涂抹的內在的事務);而在每頁首部和中部被涂抹、修正過卻又難以辨識的文字、符號(如影印本第354頁第6、7、8行被涂抹、修正過的內在的事務)等,我們固然不明白是保留多年的原稿已這般含混,仍是影印時緊縮圖片東西的品質、減少版面或是其他技巧氣力限制所致,但在客不雅上給我們的手稿研討帶來了不少艱苦。不外,需求誇大的是,由原底稿身形成的局限并非沒有能夠,由於作家第一次書寫和后面修正的筆跡,盡年夜大都一樣都是玄色墨跡,難以清楚差別,影印出書時若何修正、調劑手稿圖像的色彩(逐字逐句的修正,固然在技巧上是能夠的,但在現實上難以辦到),以示二者差別,確有難度,現實上也只要少少數出自白色墨跡者,在影印本中未有題目。

再以郁達夫手稿研討為例,早先發明并影印出書的郁達夫獨一完全的中篇小說手稿《她是一個弱男子》問世后,惹起了學界必定追蹤關心。[22]該書影印東西的品質較高,且于一書之中,除影印手底稿外,還有一付梓本,認為對比,情勢頗見“立異”,但正如拙文所論,兩絕對照之下,一個再顯明不外的題目顯現在我們眼前,“即這一付梓本是據何者付梓而來?據出書方告知,乃是由陳子善、王自立二師長教師所編《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書社、噴鼻港三聯書店1982~1984年版)中載之《弱男子》付梓。當然,我們了解,幻想的做法之一是根據其第一版本(上海湖風書局1932年版)校錄,但這個第一版本竟遍尋不見,據此收拾也就無從談起;做法之二是根據這一手底稿停止收拾,而暫掉臂其他的版本、文本之收支,不作校勘。固然此書未能這般行事,而是在《郁達夫文集》所供給的付梓本的基本上,聯合手稿,做了部門的校正,加了需要的闡明”。但嚴厲說來,這一據手稿收拾付梓的文本,這一試圖綜合手稿、第一版本和其他諸版本而構成一較完美之版本的新刊本,在現實上卻成為了一個年夜雜燴式的文本:當時而據《郁達夫文集》中載《弱男子》之文字錄,時而據手稿徑改,時而加注以闡明版本異同,時而又棄之掉臂。顯然,這既不合適今朝業已初步確立的若干古代文學文獻收拾規范,更不是傳統文獻學、東方文獻學所能懂得的做法,是以也無法被有用地應用于郁達夫手稿研討在內的相干研討。

要之,透過上述簡要會商,筆者盼望曾經剖析、論證了這一不雅點,即手稿復制技巧(如影印出書[23]、拍照、建置數據庫)和手稿文本回復復興技巧(如付梓收拾的編製、情勢、符號等)作為手稿研討要害性的技巧前提,在必定水平上制約著手稿研討的深化,今朝存在的題目較多,需求精益求精、改革。另一方面,我們也還需求接收、擴大其他範疇的研討實際與方式,為手稿研討開闢新的能夠,而不是只逗留在察看其在寫作中詳細若何修正、創風格格若何變更等極端無限的方面,只建構許很多多產生學意義上的研討。就此而言,馮鐵對周作人譯、魯迅校《神蓋記》譯稿的文學史、翻譯史、思惟史研討,[24]陳平原應用胡適《測驗考試集》刪改藍本及胡適、魯迅二人世的相干書札、藉以切磋“經典是如何構成的”系列論文,[25]頗值得器重。[26]

三、數字時期從頭界說手稿

中國擁有漫長的手稿研討傳統。明天,其研討對象亦已從現代的常識精英、通俗大眾的手稿,擴大至近古代作家學者的手稿,但就其研討方式、取向而言,如上所述,似仍較多逗留在傳統的版本學、校勘學和歐美古代手稿研討的范疇之中。近年張涌泉、伏俊璉等學者基于敦煌寫本的研討,提出了樹立 “寫本文獻學”“寫本學”的實際主意,[27]也許是這一範疇最主要的停頓。但無論是這些研討現代寫本、手本的學者,仍是研討近古代手稿的專家,至今似都仍未充足斟酌到若何面臨數字時期的挑釁。

與此相較,歐美學術界的手稿研討似乎更趨迷信、古代。依據研討對象的分歧,其手稿研討年夜致可分為現代手稿研討、中世紀和晚期古代手稿研討(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anuscript Studies)、古代手稿研討三個方面。此中,關于現代手稿的研討,又被稱為 “古文書學”(重要研討法令和行政類手稿,誇大其格局、形制)、“古文字學”(焦點內在的事務是對筆跡的考核、判定,也觸及手稿介質、傳播、起源、文本轉寫、版本、作者)和“手本學”(著重研討其“物資性”、書寫資料和東西、手稿加入我的最愛等題目)。當然,一切這些手稿研討,都離不開一個共通的條件,即若何對的地識讀、釋讀和收拾手稿。可是,就其總體而言,這些分歧的手稿研討傳統,與研討印刷圖書的“書志學”(Bibliographical)恰構成必定的對峙關系,承當著分歧的研討義務、目的。

其在研討方式、取向上的摸索尤為多元。2008年,有名的歐洲晚期古代手稿研討專家諾埃爾·J.金納蒙(Noel J. Kinnamon)在總結文藝回復時代手稿的最新研討停頓時,就提出了十多個業已睜開的主要面向。除上述“古文書學”“古文字學”的成長外,還包含編制目次索引、總體研討、手稿學、底稿、鈔繕、創作修正經過歷程、斷定作者、手稿由來、手稿文明、手稿傳佈、手稿對于從頭解讀文本的主要性、以及手稿和印刷的關系等。其特殊誇大了大批的數字化手稿資本,在推動近年來的手稿研討經過歷程中所施展的主要性,作者以為:“除了更多的電子資本外,曩昔十年來學術界最明顯的趨向包含:持續研討手稿文明中的寫作和傳佈手腕、方式和各類佈景;更多地輿解手稿和印刷品之間復雜的彼此關系;進步熟悉女性在手稿制作和暢通中的主要性;以及關于戲劇手稿的劇烈論辯。”[28]而在中世紀古文書學威望、德國粹者伯恩哈德·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看來,手稿研討的內在的事務,至多應當包含關于書寫資料(如紙、羊皮紙、蠟板等)、書寫東西(如羽羊毫、墨、尖筆等)、文件內在特征(如版教學面design、彩飾、裝訂等)和書寫機制等方面的研討,但正如金納蒙曾經發明而為比朔夫所疏于提醒的一點是,一切這些研討,跟著數字化的手稿資本的呈現,迎來了新的成長和變更。

不外,在數字時期,除了數字化的手稿資本(亦即存有紙質手稿“母本”),還有更多原生的(digital-born),徑以數字形狀發生、成長、暢通、典躲的手稿文獻(無以名之,姑稱之曰“數字手稿”),既組成了新的書寫文明,也成為了今世文明生孩子過程中的主要文獻類型。環視周遭,電腦、手機和其他手持智能終端屏幕早已成為我們新的書寫資料,鍵盤、數字手寫筆(digital scribe)、聲響(今朝的技巧既可支撐聲響輸出,如iPad就有語音備忘錄效能,也可支撐聲響直接轉換成為文字,措辭即寫字;同時還有很多軟件、硬件裝備可以輔助我們完成措辭同時即轉錄為文字這一效能)也已逐步取代羊毫、鉛筆、鋼筆、圓珠筆、打字機等,成為新的書寫東西,而這些書寫實行的成果,在一些今世東方學者看來,也異樣可以被視作手稿。對于這些今世的、大批的、新形狀的手稿,我們應當停止如何的研討?或許,讓我們減少一下會商范圍,對于經過電腦、機械寫作發生的手稿,我們應當采取何種方法停止研討?這使筆者想到艾柯在會商本身的寫作經過的事況時所頒發的一些見解:

現實上,盤算機的妙處在于它激勵(我們)天然吐露,你促忙忙把任何浮上心頭的工具一股腦輸出出來,並且了解歸正日后可以等閒修正。

盤算機的應用現實上關系到修正的題目,是以也就是異文的題目。

《玫瑰的名字》最后幾個定稿版本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所以我得修正、從頭打字,有時辰甚至還要剪剪貼貼,折騰半天賦能交給打字員。拿回來后,我必需再度修正,接著又是剪剪貼貼。應用打字機你只能將文本修正到某一水平。在本身從頭打字、剪剪貼貼然后再送往請人從頭打字的經過歷程中,你很不難覺得厭倦。……

應用盤算機以后(《傅科擺》用Wordstar 2000來寫,《昨日之島》用Word 5,而《波多里諾》用的則是Winword),情形年夜年夜改不雅。你會禁不起幾回再三修正文本的引誘。你會先寫一寫,打印出來,然后再讀一遍。接著你會東改西改,然后依據挑出的過錯,或是想增刪的處所,用盤算機再順一次。我凡是會保存分歧階段的草稿。可是大師可不要認為一個對文本異文景象覺得獵奇的人、可以借此重建其寫作經過歷程。現實上,你在盤算機上寫作,打印出來,用手(和筆)修改內在的事務,然后又到盤算機上修改文本,可是當你這般做的時辰,你是在選擇其他的異文,換句話說,你并不是亦步亦趨地,依據你之前親手改訂的版本,一字不差地從頭輸出一遍。研討異文的批駁家,將會在你用墨水修正過的最后版本和打印機打印出來的新版本之間,找到異文景象。總而言之,盤算機的存在意味著異文的最基礎邏輯曾經轉變了。它們不再是沉思熟慮的成果,也不是你的最后選擇。既然你了解本身的選擇可以隨時更改,你就會不竭更改,並且常常會回到最後的選擇。

我真的信任電子書寫方法將會影響深遠地轉變異文的批駁,同時心中對孔蒂尼精力[29]懷著應有的尊重。以前我一度研討曼佐尼《圣歌》的異文。在阿誰時期,更動一字一詞是無比主要的事。現在情形完整相反:今天你可以挑撰昨天丟棄不消的字,讓它妙手回春。還能算數的,頂多只是最後的手寫草稿,以及最后打印的定稿中心的分歧。其他階段,來往來來往往的一些工具,(能夠曾經不太主要),並且決議它們的是你血液中鉀離子的濃度。[30]

分歧于打字機書寫帶給尼采的震動體驗,或是海德格爾對打字機書寫的劇烈否認(有學者以為其將文字抬高為一種交通東西[31]),對于艾柯而言,電腦鍵盤寫作已成常態,但將其寫作成果亦即本文所謂的“數字手稿”加以研討,似乎是不成能的,特殊是以異文批駁為重心的版本學的研討尤其艱苦——這是電腦寫作的肆意性、天然性、隨時可修正的特色所決議的。也正這樣多察看家所指出的那樣,電腦轉變了我們的書寫和瀏覽,甚至思想習氣、認知圖式。在電腦寫作中,只需我們愿意,我們可以保存一個文件的任一版本,并應用東西停止對比、比擬,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任一版本(作為一個完全的“版本”的意義上的版本)的文天性是可疑的、不穩固的,提示我們傳統的研討方式、東西在面臨“數字手稿”時能夠的限制。但別的一些學者的不雅點與此相反,恰好以為“數字手稿”異樣可以被研討,也需求被研討,並且,至多我們可以在手稿和電腦、機械寫作的稿件之間,停止比擬批駁。更主要的是,經過數字技巧、方式的立異成長,其可輔助我們回復復興哪怕是經過特定的電子文檔處置法式(罕見的如微軟公司開闢的Microsoft Word)創立、編纂的分歧版本,甚至停止機械主動比對,但在此時,考驗我們的題目也許釀成了別的一些,那就是,一切的“數字手稿”都值得研討嗎?什么樣的“數字手稿”才有需要被研討?實用于“數字手稿”的研討方式又會是如何的?研討“數字手稿”的“題目認識”為何?……

這些題目簡直不不難處理,既需求開闢我們的想象力,也有賴于數字技巧、方式的成長及其在人文學術範疇中的深度利用。這也正如我們“難以想象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哲學與盤算機自己有任何干系,更不消說與人工智能有什么關系了”,可是,“維特根斯坦對圖靈的深入猜忌和公然不合”卻“未能禁止搶先的人工智能前驅和實行者宣稱他是他們本身陣營的一員”,盡管“人工智能研討職員遲遲沒有涉足維特根斯坦。現實是,維特根斯坦的說話哲學與從20世紀50年月中期至今的盤算機語義收集慎密相連,我們不克不及再對其在人工智能機械中的表現置若罔聞了”。是以,有研討者提出如許一個主要題目:“對于人工智能從業者來說,與維特根斯坦接觸意味著什么呢?”[32]異樣,我們需求反復詰問的是:數字時期,在從頭界說了手稿的同時,畢竟給手稿研討帶來了什么?

四、數字時期手稿研討的六個面向

從傳統手稿的研討,到對“數字手稿”的研討,再到數字時期手稿研討全體格式的變更中,我們也可以發明,至多已有下述六個方面的任務亟需學界斟酌、推動。

一是年夜學、藏書樓、博物館等公私立研討機構、文明機構,須努力于扶植手稿數據庫。這個數據庫不只應當是圖文對比的,圖像的像素、辨別率也應當是高倍的,可以停止肆意的縮小、減少、閱讀、下載和復制,其文字更應當是顛末校勘收拾的,尤為主要的是,某個單一的數據庫,應當和其他數據庫可以聯繫關係,使作為數據的手稿同時成為一種“聯繫關係數據”,并對全世界的學者開放、厚此薄彼。例如由梵蒂岡藏書樓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BAV)和斯坦福年夜學藏書樓一起配合共建的 “Thematic Pathways on the Web”就將大批手稿停止了數字化,并且供給很是具體、適用的古文書學進門先容。英國有名的學術出書商Adam Matthew Digital(AMD)旗下的“Literary Manuscripts,Leeds”就收錄了1660-1830年合計194部手稿,約6600首詩歌及一些小說、雜集等,還收錄了一些函件草稿、曲譜與腳本等,都是研討文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汗青學等的可貴材料。而另一出書商GALE旗下的“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則搜集了大批的英國文學手稿,第一部門包括從復辟時代一向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數千頁的詩歌、戲劇、散文、小說、日誌、通訊和其他手稿,既有著名作者的作品,也有不為人知的作者的作品。第二部門“中世紀和文藝回復時代”搜集了從年夜約1120年到1660年中世紀和文藝回復時代著名作者和不為人知作者的手稿包含函件、詩歌、短篇小說、戲劇、紀年史、宗教作品和其他文獻。但這些資本都需求購置拜訪權限,才幹應用。法國國立文獻學院(法國當局1846年12月31日的條例規則,只要在這個學院結業的先生、取得“檔案與古文字學家”稱號的人,才有標準擔負檔案部分的檔案治理職務)還設有在線古文書進修平臺(ADELE)。但在古代文學文獻範疇,據筆者所知,只要一個小的、專題性的手稿數據庫,即“張愛玲文獻”數據庫。比來方才出書的、新版《魯迅手稿選集》全套78冊,收錄魯迅手稿3.2萬余頁,較此前出書手稿增添逾14600頁,分為《文稿編》《譯稿編》《手札編》《日誌編》《輯校古籍編》《輯校金石編》《雜編》等七編,完成了“收錄內在的事務更周全、編輯方法更迷信、印制後果更優美、出書情勢更換新的資料穎”的編纂出書任務目的,[33]但仍未樹立數據庫網站,頗未便于讀者查找、應用。

二是開闢響應的在線手稿研討東西。如德國海德堡年夜學手稿研討中間開闢的在線手稿研討東西,可以輔助研討者在上載本身的手稿圖像后,將其與后臺已有的大批手稿材料停止疾速比對,以確立手稿的寫成時光、文本譜系、作者并定位其“物資性”、汗青性、社會性,直至終極增進我們敵手稿的“文天性”的懂得。而在近些年關于中國近古代文學手稿的研討中,據拍賣行編印的拍賣圖錄、二手書買賣網站發布的各類手稿拍照(不少甚至出于維護貿易好處、躲避相干常識產權爭議或維護當事人隱私的斟酌,而加以水印和馬賽克,兼以文獻自己的污損、水漬和折痕等等,實難完整辨識),停止輯佚、校勘和研討,似乎已是一種天經地義的做法。但對筆者而言,一直有如許的疑問:這些可敬的學者們,是若何僅憑這些圖片、照片,就鑒定其屬某位作家學者的作品、從而加以研判的呢?這一判定的尺度、前提和經過歷程,莫非不需求停止細致、耐煩的闡明嗎?與此相較,在古文獻學的研討中,古籍版本的判定乃此中極主要、極焦點的學問與身手,近古代文獻,尤其數字時期的古代、今世文獻的真偽判定,能夠更為艱苦,但無疑也是亟須的。今朝,不只這方面的實際和實行的聯合還遠遠不敷,我們也需求在此基本上慢慢樹立響應的共鳴,開闢出響應的、順應數字周遭的狀況的研討東西。又如在法國,有在線的古文書學辭書,應用這一在線東西,可查詢古文書學範疇的概念、術語的界說及響應的圖例。但據筆者所知,這些研討東西不只在中國近古代文學文獻研討範疇還沒有呈現,在其他的“漢學” “中國研討”分支範疇也未呈現。2017-2019年間,筆者曾介入一項空費時日確當代平易近間文獻、處所文獻收拾及數字化研討打算,任務經過歷程中因深感既有的二簡字表不夠應用,頗有興趣于開闢一在線的二簡字、平易近間自創簡化字字典,如其能順遂問世,應可為收拾和研討今世文獻,特殊是平易近間文獻、處所文獻,供給相當方便。

三是斟酌轉換本身的研討方式、取向,擴大本身的研討對象、范圍。從傳統的文獻學、古典學研討走出往,借助前言研討、圖像研討、“數字人文”等研討範疇今朝正在成長或已有相當成長的實際和方式,進而睜開對“數字手稿”的研討。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曾將手稿界說為“冷前言”,但“數字手稿”,無論是原生態的“數字手稿”,仍是作為圖像或圖文混雜體的數字化手稿,無疑都成為了“熱前言”,下降了對應用者的影響、請求。但吊詭的是,這些在私家的屏幕或是賽博空間中漫游的代碼和字符串,不只代表了手稿的最新形狀,同時也能容忍并號召出讀者/應用者極高的介入度。那么,若何從實際上說明這一牴觸景象(也許就像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所說,麥克盧漢也有出錯的時辰?)、輔助我們更好地輿解“數字手稿”的性質?“數字手稿”研討的重心應當落在何處?“數字手稿”研討的鴻溝安在?……總之,“數字手稿”的研討,從年夜的方面來講,是屬于“數字文獻學”的一個分支,但對于手稿研討自己而言,能夠是它將來最主要的成長標的目的。現實上,在法國的“古文書學”“古文字學”和“手本學”研討、講授之中,今朝曾經開授多種“數字人文”課程,推進數字校勘、應用機械進修技巧停止圖像辨認、采用國際圖像互操縱框架(IIIF)而扶植手本數據庫、數字藏書樓等方面的研討;而在古代手稿研討範疇,成長出了文本天生學,也呈現了一些針對“數字手稿”及其他數字文獻的實際和個案研討。但這些任務,在全部近古代、今世文學文獻範疇,還沒有呈現。當然,筆者今朝的研討,也尚未推動到“數字手稿”研討範疇,盼望以后可以再作深刻思慮。

以“數字人文”取向的手稿研討而言,現已有應用機械進修等人工智能方式、技巧斷定手稿作者的研討結果頒發,惋惜并未惹起手稿研討者追蹤關心。假以時日,特殊是在將現有的、可以斷定作者成分的近古代手稿建成數據庫、語料庫的條件之下,這一方面的研討應能獲得更猛進展或亦可重塑手稿研討的成長格式、面孔,這是可以預期的。換言之,手稿研討者,異樣需求親密追蹤關心“數字人文”範疇的研討停頓,并睜開新的摸索、測驗考試。

四是厘清、界定手稿研討的焦點概念,為近古代文學手稿研討甚至數字時期的手稿研討樹立實際和方式基本。例如,“手跡”“手稿”“底稿”“手本”“寫本”“寫本文獻”這一組概念之間的聯絡接觸和差別為何?在中國、japan(日本)、韓國、印度、歐洲、北美和其他國度、地域的學術傳統中,若何處置“手稿”這一概念,若何劃分其類型,可以賜與我們如何的啟發?分歧品種、情勢的手稿的電子化、數字化版本(如電子版、照片、原件或影印件的電子化版本等)的“物資性”該若何界定,“文天性”又該若何剖析,其與分歧的前言、界面之間又組成了什么樣的互文性,畢竟若何影響我們的瀏覽、思慮、寫作?“手稿研討”和“手稿學”之間的差別真的有我們想象得那樣年夜嗎?……諸這般類的題目,依然需求我們不竭做出探討。

五是手稿援用、研討的規范仍須會商、確立。在手稿研討及專論、專書寫作中,我們若何援用一份手稿?能否需求援用手稿全文?若何讓同業,甚至是對此感愛好的學院之外的通俗讀者、文獻史料喜好者循此可以找到這一手稿,停止復核?若何援用一份手稿的數字化版本(例如《數字人文季刊》第15卷第3期即頒發了羅曼·布萊爾(Roman Bleier)等人合撰的How to Cite this Digital Edition?一文,專門會商這一主要題目)?若何浮現一份“數字手稿”的研討?一篇論文假如可以在線頒發或被支出數據庫,那么,它的附件/數字化的手稿版本/手稿圖像/手稿元數據/數據集等等,能否異樣可以或許以適合的方法浮現出來?障礙我們浮現的原因重要有哪些?學者小我、手稿研討和加入我的最愛機構應當支出如何的盡力?方才起步的古代文學手稿研討,甚至近古代手稿研討,對此似尚未留意及之。

六是現代寫本文獻、稿手本研討與近古代手稿研討之間的融通。以筆者無限的研討經歷而言,從事古典文學、文獻、汗青研討者,也允許以不用追蹤關心近古代、今世文學、文獻、汗青研討的最新意向、停頓,但從事近古代文獻研討任務,必定得相當熟習、清楚古典文獻傳統。但是,筆者總覺得,我們對這一傳統清楚得遠遠不敷,基礎上還處于一個學徒階段,如在文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今世文學專門研究的講授中,持久以來較為缺少文獻學(包括古文獻學、古代文學文獻學等)的教導,至今亦然,這生怕直接影響了我們(無論是教員,仍是先生)的學術理念與研討實行(無論是實際、方式,仍是實行、詳細的個案研討),對此,我們還需求支出很是之多的盡力。

注釋:

[1] 王賀:《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想與前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迷信版)》2019年第9期。

[2] 易鵬:《“花心動”:周夢蝶〈賦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編:《不雅照與低徊:周夢蝶手稿、創作、宗教與藝術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臺灣先生書局2014年版,第271頁。

[3] [10]陳平原:《手稿研討的視野、方式與戰略》,噴鼻港《中國文學學報》2021年第11期。

[4] 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討中的史料批評研討》,《文史哲》2016年第1期。

[5][日]安部聰一郎:《三國西晉史研討的新意向》,《中國中古史研討: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2011年第1卷。

[6]孫正軍:《通往史料批評研討之途》,《中國史研討靜態》2016年第4期。

[7]拜見王賀:《“罕見書”與古代文學文獻史料的挖掘——以穆時英作品及研討材料為會商對象》,《摸索與爭叫》2018年第3期;《“罕見書”與古代作家、學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誌〉為會商對象》,《上海魯迅研討》2019年第1輯;《“罕見書”中的于賡虞詩歌研討材料》,《上海魯迅研討》2019年第4輯。

[8]本文所論“史料批評”,乃據研讀史學研討結果而來,比來亦有學者提出所謂的“古代文學史料批評”說,近乎“發見”,與筆者之懂得相當分歧,關于后者,請參金宏宇:《中國古代文學史料批評的實際與方式》,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21年版,第1-8頁。

[9]鄧小南:《永遠的挑釁——略談汗青研討中的資料與議題》,《朗潤學史叢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06頁。

[11]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魯迅研討室:《第二卷編者闡明》,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魯迅研討室編:《1913-1983魯迅研討學術論著材料匯編》,中國文聯出書公司1986年版。

[12]可以挖掘的研討對象,也許還包含魯迅手稿、胡適手稿、周作人手稿、郭沫若手稿、冰心手稿、蕭紅手稿等,但由於研討前提的限制,亦即我們無法檢查這些手稿的原稿,只能依據顛末修版、修圖及其他技巧處置之后編纂出書的手稿影印本(及一些含糊不清或有興趣有意漏記其“物資性”特征的所謂“出書闡明”),來從事所謂的手稿研討,但很顯然,如許一來,我們的研討空間就遭到了很年夜的限制,當然也無法據此睜開關于手稿研討的技巧前提這一課題的探討。

[13]陳思和:《關于巴金〈春夢〉殘稿的收拾與讀解》,《巴金暮年思惟研討論稿》,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211頁。

[聚會場地14]陳子善:《巴金與魯迅的散文集〈夜記〉》,《新文學史料》2021年第3期。

[15]據作者告知,關于《〈第四病室〉手稿收藏本》的研討,也正在停止之中,應可等待。

[16]周立平易近:《〈家〉手稿釋讀——巴金手稿研討系列之一》,《古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3期。

[17] Wiffred L. Guerlin、John Willingham、Earle C. Labor、Lee Morgan編:《文學觀賞與批駁》,徐進夫譯,臺灣幼獅文明工作公司1985年版,第224頁。

[18]巴金著、周立平易近收拾:《春夢(殘稿)》,《古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2期。

[19]陳思廣:《若何輯與若何用——中國古代長篇小說接收史料與接收研討中的兩個題目》,《青海社會迷信》2012年第1期。

[20]王賀:《郁達夫手稿〈她是一個弱男子〉是善本嗎?》,頒發于“彭湃消息·上海書評”2017年5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2388,2021年11月1日檢索(下同)。

[21]周立平易近:《〈第四病室〉手稿收藏本后記》,巴金:《〈第四病室〉手稿收藏本》,漢文出書社2019年版,第398頁。

[22] 相干研討包含陳子善:《郁達夫〈她是一個弱男子〉手底稿》,《從魯迅到張愛玲——文學史表裡》,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35-46頁;王賀:《郁達夫手稿〈她是一個弱男子〉是善本嗎?》;李杭春:《讀郁達夫手底稿〈她是一個弱男子〉》,《文報告請示·文匯學人》2019年6月28日。

[23] 以影印出書為例,晚期對其懂得絕對比擬簡略,代表性的說法如朱金順:“影印本,就是根據手跡或原書影印出的冊本。若從印刷方法差別,有珂羅版、膠印和縮微照象三種。比擬早的影印本,多用珂羅版印刷,又稱玻璃版印刷,即用化學藥品在玻璃版上照象制版,象《初期口語詩稿》、《憶》等,就都是珂羅版影印的。此刻罕見的影印本,多為膠版印刷了,這比珂羅版進了一個步驟,是照象后制成膠版所印。如《嵇康集》、《魯迅詩稿》等,就是膠版的影印本。邇來,展開了普遍的復印任務,如一九八○至八一年上海文藝出書社影印的《中國新文學年夜系》,一九七九年十仲春上海書店復印的《魯迅師長教師留念集》,以及上海書店近兩年復印的多種《中國古代文學史參考材料》等等。這種原書的‘依原樣復印’,則是用縮微照象制版的影印本。”(《新文學材料引論》,北京說話學院出書社1986年版,第85-86頁)。但在現實上,近年出處于復制、出書技巧的改革,影印出書前提也產生了很年夜的變更,當然,題目仍然良多,相干的經歷和缺乏都需求被當真會商,詳參王賀:《手稿若何影印?古代文學手稿影印出書史的“再頭緒化”》,待刊。

[24] [瑞士]馮鐵:《未被傾聽的聲響——論周作人譯、魯迅校〈神蓋記〉手稿》,李樹春譯、王賀校,《古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1期;王賀:《記憶深處的馮鐵傳授》,原載“彭湃消息”2017年11月1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8202,2021年12月15日檢索。

[25] 陳平原:《魯迅為胡適刪詩函件的發明》,《魯迅研討月刊》2000年第10期;《經典是如何構成的: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一、二),《魯迅研討月刊》2001年第4、5期。

[26] 當然,諸如《神蓋記》譯稿、《測驗考試集》刪改藍本之類的主要資料,并未幾見,對年夜大都手稿、底稿的研討,能否可以或許(或有需要)導向對較為主要、巨大的議題的會商,仍需求我們不竭探索、思慮。

[27] 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導出書社2013年版;伏俊璉:《寫本學對中國晚期文獻研討的意義》,《先秦文學與文明》2020年第9輯。

[28] Noel J. Kinnamon. “Recent Studies in Renaissance English Manuscripts(1996-2006).”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38(2008)。此處征引的中文,乃由筆者所譯。

[29] 此處作者用“孔蒂尼精力”指代了意年夜利的語文學、手稿研討傳統。在該國粹術傳統中,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提出并實行了一種被其稱作“草稿評論”的研討方式,亦即研討一部作品定稿之前的分歧階段,因其以為這些分歧階段都影響了作品的終極情勢,拜見徐賁:《人文的internet:數碼時期的讀寫與常識》,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9年版,第129-130頁。

[30] Umberto Eco, On Literature. Trans by Martin McLaughlin, Orlando: Harcourt, 2004.pp.329-333.此處的中譯文據翁德明譯《埃科談文學》(上海譯文出書社2014年版,第335-336頁),稍有所乙正。

[31] [美]邁克爾·海姆:《從界面到收集空間:虛擬其實的形而上學》,金吾倫、劉鋼譯,上海科技教導出書社1997年版,第64頁。

[32] 劉禾:《機械中的維特根斯坦》,陳榮鋼譯,微信大眾號“上師年夜數字人文”2021年7月26日。

[33]王巖:《〈魯迅手稿選集〉首發新增手稿14600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162487762774378&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3日檢索。

本研討受教導部人文社科重點研討基地上海師范年夜學都會文明研討中間支撐,系2018年國度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際館躲新文學名家創作手稿材料索引與結合編目”(18AZW018)階段性結果。

(本文原載《魯迅研討月刊》2022年第12期,頒發時有刪省,轉錄發載自“近代學術”微信大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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