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梁漱溟致蔡元培(一九一六年)
景嘉致梁漱溟(一九八一年)
“精力有所回，生涯有重心，一根脊梁豎立起來，兩腳踏在地上。”梁漱溟師長教師在給兒子的一封家信中這般寫道。這些話所描寫的無疑是一種極為幻想的生涯狀況。在人心日漸急躁的明天，重溫這番話，可以領會梁老師長教師以“一己明朗剛健力，滌人間紛紛萬端事”的苦心。
梁漱溟師長教師是20世紀中國獨具風骨的思惟家、社會實行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不時與浩繁學者、師長、友人經由過程函件停止來往。2017年末，世紀文景公司出書了由梁漱溟師長教師宗子梁培寬師長教師編注的《梁漱溟往來手札集》，該書編錄了梁漱溟師長教師七十余年來的往來手札七百余封，是迄今最為周全的一次梁漱溟手札收拾結集。這些手札不只是梁漱溟小我分歧時代思惟、感情、生涯等的記載，也是20世紀中國汗青的縮影，從一個正面反應了從辛亥反動到改造開放，七十余年來中國天翻地覆的宏大變更。這些函件對讀者清楚梁漱溟，清楚中國汗青，實為彌足可貴的汗青資料。
此次手札集的出書，最惹人注視確當屬那些首度公然的可貴函件， 與蔡元培、吳承仕、陳嘉異、趙樸初……一段段蒙塵的舊事徐徐揭開了面紗，清楚地浮現在我們的眼前。
與蔡元培
梁漱溟以中學學歷被蔡元培師長教師聘至北京年夜學執教，是中國古代教導史上的一段美談。作為獨開一代風尚者，蔡元培師長教師對于主意分歧、才品分歧的各種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梁漱溟在《留念蔡元培師長教師》一文中有這般評價：“關于蔡師長教師兼容并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闡明的：蔡師長教師除了他認識到辦年夜學需求這般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本性上具有多方面的喜好，極淵博的愛好……唯出于真喜好而后人家乃樂于為他所包涵，而后盡復雜卻維系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懷抱。”
這段美談畢竟緣起何時呢？我們試從梁漱溟師長教師的往來手札中按圖索驥，來復原此中的細枝小節。
1916 年，蔡元培師長教師于袁（世凱）倒黎（元洪）繼、南北同一內閣的時局之下，應時任當局教導總長范源廉（靜生）師長教師之請，由歐洲回國，出任北京年夜黌舍長。范師長教師底本是蔡師長教師任“平易近國當局”第一任教導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天然相得無間。梁漱溟先是致信范源廉，請范師長教師為本身作一先容，并求問蔡師長教師寓址：
漱溟拜靜生總長旁邊：邇聞蔡鶴傾師長教師蒞京，未審居住何所。元年嘗一晤于國務院，恐不省憶矣。茲思詣談，敬丐公一緘作介，并希見知寓址，為感。大事干冒，悚愧無量。伏問政祺。梁漱溟再拜（1916年）
而后又致信蔡師長教師，以舊作《究元決疑論》請教于蔡師長教師：
漱溟再拜鶴傾師長教師擺佈：聞公蒞京，歡忭無量。敬丐靜生師長教師先容，并奉舊作《究元決疑論》呈覽，擬四日詣謁。先布，謹叩道安。梁漱溟再拜（1916年）
隨后梁漱溟攜范師長教師的先容信造謁蔡師長教師居所。其后即是廣為人知的那一段“形形色色降人才”的說話：一會晤，蔡師長教師說，早就在《西方雜志》上讀過了《究元決疑論》；隨即約請梁漱溟到北年夜任教。梁漱溟本想往北年夜藏書樓任治理員——
鶴卿師長教師賜鑒：頃聞年夜學圖書治理徐君曾經告退，公如不棄谫拙，以此見委，冥當立辭部職，兼任斯席，耤遂唸書之愿。細事屢干，不任悚息。伏候賜復，并叩道安（1917年）
但蔡師長教師說：“我們把一些愛好哲學的伴侶集合在一路，配合研討，相互商討，你怎么可以不來呢！來北年夜，你不要認為是來教他人的，你把到北年夜當做來配合進修好了。”這一席話感動了梁漱溟，他以為，往北年夜，抱著這種進修的立場是再好不外的了。正如他曾說的，陳獨秀、胡適、李年夜釗等師長教師，是因蔡師長教師包涵于北年夜而獲得抒發的人；而本身，則是由於蔡師長教師引進北年夜而獲得培育的一小我。
還有一處細節，梁漱溟在北年夜前后共七年，這七年間與蔡師長教師手札往來，蔡師長教師總稱他“漱溟師長聚會場地教師”，他不曾推脫，也不曾在致蔡師長教師的信中自稱晚生后學——只因在校內，兩人是校長教員的關系，他不敢不自負。但離校后，他每次寫信，就總自稱晚學了。梁漱溟為人之當真，可見一斑。
梁漱溟致蔡元培師長教師的信中，有兩封是為別人而寫，從中可以見出梁漱溟是若何襄助伴侶、扶攜提拔后學的：
茲有大事干請。文科生張君崧年因聞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學之廣告，頗思與試，以資進修，唯其原限標準，必年夜學或專門結業者，乃許與試。張在年夜學，距結業期只三月，似不相遠，特屬冥言于師長教師，為之備文送考，俾得與試。張君天資特優，倘更游學，必有遠到。如無窒礙難行之處，能否特賜答應。以師長教師掖進后學之心，或樂與成全歟。（1917年）
張崧年即張申府，與梁漱溟是順天中書院的同窗，其最為人所熟知的成分莫過于“周恩來、朱德的進黨先容人”。此信寫于1917年，距張申府結業之期另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餐與加入天津公署的留學測試；梁漱溟特致信蔡師長教師，懇求為其赴考行以便利。此事后來若何，畢竟蔡師長教師能否“為之備文送考”，張申府又能否赴考，已無從知曉；但我們了解，張申府結業后留校做了預科助教，可見留學一事是不曾成行了。而后張申府結識李年夜釗、陳獨秀等人，介入中國共產黨的晚期創立任瑜伽教室務，則是后話了。
終其平生，不論際遇若何，梁漱溟與張申府兩人都堅持著淡如水般的友情。手札集中也收錄了一封張申府1959年的來信，笑稱“院中有一主治女年夜夫，其人神色，弟覺與兄盡似”。還賦詩一首，詩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當真慎重世無兩，偶爾莞爾如東風。”也可作一風趣的注腳。
另一封信是為先生黃文弼所寫：
頃往年哲學門結業之黃生文弼來談，擬在年夜學求大事，耤便唸書。據云先已謁公。更屬冥代陳，即乞鑒察是幸。（1919年）
黃文弼是1949年以前僅有的享譽國際學術界的中國新疆考古學家，1928年涉險進進西域沙漠，在新疆考古學範疇運動了近40年。從這封信來看，黃師長教師1919年至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任教，當屬梁漱溟代陳之功了。不料梁漱溟與黃文弼之間舞蹈教室竟有這般淵源。
與吳承仕
與國粹巨匠黃侃師長教師并稱“北吳南黃”的吳承仕師長教師，也曾一度與梁漱溟有過來往。辛亥反動后，吳師長教師進司法部任僉事，1924年方離任；而1916年，時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師長教師（梁漱溟舅父）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書；吳梁兩人因同任職司法部而得熟悉。梁漱溟以《究元決疑論》向吳師長教師就教，吳師長教師遂復一信，面交于他。這封信雖缺乏千言，但學術價值極高，可見出一代國粹巨匠的風度：
束冥師長教師惠鑒：手示敬悉，自退直回，籀讀著論一過，立誼審諦，罙達理要，欽遲何似。承仕學術亡似，辨智不周，雖嘗獲事巨匠，得聞勝誼，間亦瀏覽佛乘，悲觀慈氏世親之書，迫于人事，未嘗為深邃深摯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窺其畢竟，又于年夜秦驢唇之交流文素所不習，遠西愚人所說，未能諷籀，無以和會工具，校其□劣。(1910年月)
信中，吳師長教師先是謙遜地表現，本身雖曾跟隨巨匠（章太炎）擺佈，也曾瀏覽佛乘，但不曾沉思此中義理，仍有很多疑慮，并且對東方愚人之說并不熟習，對《究元決疑論》無從置喙。客套過后，吳師長教師將小我所見盡情宣露，如：“究元論所陳三誼，罙愜鄙心。”對其不當之處婉言相告，如：“所謂不成思議者，以論中非一非異非往非來諸句不雅之，即真如，盡待，離四句，盡百非之說。然名誼似不相副。” 梁漱溟在《究元決疑論》中說明“不成思議義”時寫道：“西士明哲頗復知之：……斯賓塞亦有時光不成知，空間不成知，力不成知，物資不成知，流轉不成知等。”吳師長教師對此有疑義，以為：“……然論中引斯賓塞爾之言，實非其比。蓋彼所謂時光空間云者，即不覺義中之境界相，質力流注云者，即不覺義中之無明業相……所謂不成知者，謂凡小未能證知，菩薩未能畢竟知，非真不成知也。” 又如，吳師長教師提出：“決疑論最基礎四誼所用名相，未盡與百法相符。欲者，別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來論所持與百法或非一實。”1923年，《究元決疑論》被支出《梁漱溟卅前文錄》出書時，梁漱溟在附記中表現，“實則這篇工具此刻看起來直是荒誕糊涂，足以誤人，我本身早非常后悔了”，更是直承決疑論中談苦樂這一段實為“錯誤的年夜端”。
吳師長教師通日文，手中有些japan(日本)學者的印度哲學著作，梁漱溟進北年夜后，還曾向吳師長教師借閱過，作為講印度哲學之助。此后時移世易，兩人消息隔斷。1976年，梁漱溟檢出此信，寫下：“后來長時光沒有信息聯絡接觸。日寇降服佩服后乃風聞在京津失守時，他竟逝世在日寇嚴刑之下，而未知其詳。念之慘然。”往昔相與切磋商討的時間已不成復得，想必梁師長教師思之亦不由黯然神傷。
舞蹈教室與景嘉
在其最為重視的《人心與人生》一書日文譯本序文中，梁漱溟寫道：“今復承池田篤紀師長教師翻譯成日文，景嘉師長教師核定之，將更得盟國人士之指教焉，曷勝感謝。謹志衷心感激之忱如右。”——此書在japan(日本)的出書，與景嘉師長教師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景嘉是清皇室后裔，據傳，1933年，剛過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長春拜見溥儀，溥儀極為欣賞其為人，以私家之資調派他與皇弟溥杰等11人同赴japan(日本)留學。他從japan(日本)京都年夜學法學部結業后回國，后又赴japan(日本)假寓。《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年夜象出書社，2009年）中曾支出景嘉致梁漱溟手札五通，此次《梁漱溟往來手札集》中又支出梁漱溟致景嘉手札三通及致景嘉的先生和崎博夫手札一通，《人心與人生》日譯本的出書一事，終于可以拼集完全了。
1981年，景嘉起首致信梁漱溟，極言本身對梁師長教師的敬慕之情，并提出如梁師長教師批准將《人心與人生》在japan(日本)出書，他愿助一臂之力：
漱溟先輩師長教師道鑒：……門人和崎博夫持來寶緘，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為之狂喜……年夜稿《人心與人生》一書極思一讀，不知有正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為影錄寄來。如荷批准，在此地出版，嘉為校錄之役，尤引為年夜幸。（1981年）
也許是景嘉師長教師寄信時不曾附上本身的通訊地址，梁師長教師轉而向溥杰師長教師求問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上面這封來信：
梁老：承囑之事，由於我生性草率成為“馬年夜哈”，致在本日小組進修時，未能有以報命，實不堪惶赧之至。現將景嘉師長教師的住址，記載如下，聊供參考。（1982年）
溥杰師長教師是清朝末代天子溥儀的弟弟，曾與景嘉一同赴日留學。有了他給出的地址，梁師長教師于1982年寄出了給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師長教師尊前：溥杰師長教師轉來手教暨年夜著周易年夜象指識小敘文兩篇，敬捧讀。遠承詢及管見，敢以不才其實情形率直奉陳……（1982年）
此信是據梁師長教師家中所存的手札草稿錄進，遺憾的是此草稿已殘破不全。此后不知何以，梁漱溟與景嘉的手札往來中止了。直到1985年，梁師長教師又收到了景嘉的來信，重提《人心與人生》一書在日出書之事，并約請梁師長教師往日東游；因年紀已高，未便出行，梁師長教師婉拒了此番約請，但批准將《人心與人生》譯成日文。隨后幾黃歷信中，兩人切磋了一些修訂、翻譯的題目；直到1986年成嘉師長教師往世，梁師長教師就日譯本一事致信其先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師長教師年夜鑒：……《人心與人生》日譯本之得以問世，全賴景嘉師長教師與臺端之力。待師長教師來華把晤時，當面稱謝忱。師長教師提出將譯本出書之收益，用作教導基金，以贊助敝國留先生，并作為今后翻譯出書其他拙著所需支出，自己完整贊成，這將有利于中日兩國之文明交通與兩國國民世代友愛之工作也。（1987年）
和崎博夫師長教師是japan(日本)亞洲題目研討會代表理事，該會創立者與掌管人。在該會推進與贊助下，1986 年，《人心與人生》日文譯本問世，此后又有《工具文明及其哲學》《村落扶植實際》兩書的日文譯本出書。
此外，手札集中另有很多可貴函件是初次公然，如曾支撐章士釗“中東方文明協調論”的陳嘉異，讀罷梁漱溟《工具文明及其哲學》一文后，“不由熱血坌涌，繞室狂奔，滿腔欣喜欲狂，感歎欲涕之情感直不克不及矜持” （約1930年），后轉而支撐梁漱溟……函件單一，內在的事務豐盛，無法在此逐一詳舉，只要留待讀者自行瀏覽發明了。